忘記網絡中立性!合理監(jiān)管社交媒體千萬莫扯皮
據參加會議的一名記者表示,他原本期待著這是一場關于隱私、數據可移植性、算法偏見和內容審核的熱烈討論。但令人失望的是,他們花了大部分時間重溫了Sprint和T-Mobile之間的合并,以及圍繞寬帶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的網絡中立進行了辯論。
這個討論小組是,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和第117屆國會中,社交媒體監(jiān)管倡導者所面臨挑戰(zhàn)的一個縮影:辯論參與者幾乎都是過去幾年中電信和寬帶行業(yè)斗爭的老手,他們通常都是從同一個角度來看待社交媒體問題。辯論論壇也是一樣的:參眾兩院的科技和電信共享小組委員會。聯(lián)邦通信委員會(FCC)主席阿吉特·帕伊(Ajit Pai)上個月曾表示,FCC對社交媒體公司擁有管轄權。
如果我們希望解決社交媒體的真正問題,就需要政府設立新的專業(yè)中心,負責監(jiān)管互聯(lián)網的應用層。還需要來自外部的有組織的專家聲音,把討論焦點從電信業(yè)的陰影中轉移出來。除非發(fā)生這些變化,否則來自電信和寬帶行業(yè)的包袱,將繼續(xù)讓有關社交媒體監(jiān)管的討論陷入困境。
以內容審核為例。民主黨人和公共利益團體支持《電信法案Title II》,意味著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不能阻止、偏袒或以其他方式,對互聯(lián)網流量施加歧視性政策。而共和黨人和寬帶公司則支持《電信法案Title I》,讓這些公司可以隨意地從
合作伙伴的內容和服務中創(chuàng)造額外收入。
在社交媒體方面,上述雙方完全轉變了立場。共和黨人認為,社交媒體公司不應該屏蔽或標記內容(為不適當的內容打標簽),并指責它們對保守派有偏見。而民主黨人和公共利益團體則希望,這些公司能做更多的標記和內容審查。Public Knowledge一直主張,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不對流量進行干擾,該組織呼吁社交媒體公司設立信息清理服務,來梳理有問題的內容。
對于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和電信公司,他們沒有意識到社交媒體公司應該獨立考慮其獨特問題,而是傾向于基于它們歷史上的網絡中立立場,通過相互指責對方來開啟這場辯論。
這些爭論并沒有讓我們距離合理監(jiān)管社交媒體更近一步,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,因為拜登任命的FCC主席幾乎肯定會讓網絡中立重新浮出水面,并導致帕伊的政策發(fā)生逆轉。
一場關于社交媒體內容“適當化”(社交媒體對內容進行適當修改或管理)的健康辯論,將超越對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的比較(前文所述的會議內容),而是要討論一些相關話題,比如需要大量人力來管理數十種語言的內容,以及此類工作可能對健康造成的危害。
此外,還要考慮社交媒體公司在其運營的國家,必須遵守仇恨和恐怖主義言論的法律規(guī)定的義務,即使這些規(guī)定被用來維護威權政府并冷卻政治異見。另外,還將接受這樣一個事實,即大規(guī)模的內容審查需要人工智能的幫助,人工智能在用戶生成和人類標記的內容的大數據集上進行訓練,這些內容總是在某些方面存在偏見,機會主義的政客可能會認為這些偏見是政治性的。
社交媒體平臺的其他關鍵組成部分,在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或電信領域根本無法與之相提并論。通過算法提升和重新共享用戶界面中的按鈕,是決定哪些內容需要重點突出并放大的關鍵因素,無論它是陰謀論還是警察暴力視頻。由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管理的交換機和光纜,沒有任何“病毒機制”可言。互聯(lián)網服務提供商依靠數據包檢測,而不是用戶界面設計師,來確定用戶如何接收和交互內容。
在反壟斷和競爭方面,人們可能會認為,在電信問題上會有更多重疊,以及更深思熟慮的討論。盡管1984年強行打破AT&T壟斷(分拆),實現了降低長途電話費的監(jiān)管目標,但分拆Facebook不太可能補救民主黨人對虛假信息的擔憂,或者共和黨人對偏見的指控。
打個比方,迫使菲利普莫里斯(Philip Morris)公司剝離弗吉尼亞斯利姆(Virginia Slims)可能會讓奧馳亞(Altria)的股價下跌,但會讓這兩個卷煙品牌繼續(xù)留在貨架上。事實上,提高公眾健康需要全面的煙草法規(guī),比如增加稅收和提高最低銷售年齡。
我們應該做些什么?
目前,數字經濟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(GDP)的9%,在與電信公司共用一張雙層床數十年后,互聯(lián)網現在應該有一個自己的房間。在國會,這將意味著每個議院都有一個小組委員會,專門處理包括互聯(lián)網相關問題,包括社交媒體。
哈羅德·菲爾德(Harold Feld)提出的成立一個新的數字平臺委員會(Digital Platform Commission)的想法很好,該委員會獨立于聯(lián)邦通信委員會(FCC)和聯(lián)邦貿易委員會(Federal Trade Commission),負責監(jiān)管互聯(lián)網公司。用費爾德的話說,與其擴大FCC的權力,還不如成立一個新的機構,以全新的眼光看待互聯(lián)網企業(yè)的一些共性,這些特征在傳統(tǒng)通信網絡中并不常見。
在倡導方面,新一批美國互聯(lián)網公共利益團體(完全專注于應用層)將提升國會大廈的言論,起到更有效地制衡科技游說者的作用,將網絡層的負擔留給其他人。在歐洲,這種情況已經開始發(fā)生。
倡導組織AlgorithmWatch于2017年在柏林成立,目的是評估和闡明與社會相關的算法決策過程。雖然只有三年的歷史,但它卻是即將出臺的歐盟《數字服務法案》( Digital Services Act)的主要推動者,該法案將要求互聯(lián)網平臺在使用的算法方面更加透明。
Facebook CEO馬克·扎克伯格(Mark Zuckerberg)曾呼吁政府和監(jiān)管機構為Facebook的業(yè)務發(fā)揮更積極的作用,這是正確的,無論他的呼吁是真實的,還是為了逃避責任而假裝的。如今,對于拜登政府、國會和公共利益團體,是時候走出過去屢見不鮮的電信和網絡中立戰(zhàn)場,建立基礎設施以合理監(jiān)管現代互聯(lián)網的時候了。